作者：任哲民　博研·全球史首班

“四书”指儒家经典：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、《论语》。近日听了中国人民大学梁涛教授主讲的《四书》导读课程，他运用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考古出土的竹简，比较系统完整的准确解读了“四书”。让我们重新认识了其精髓。

主要收获如下：

一、对“仁”的理解

“仁”是儒学的核心内容，郭店出土的古迹文献中“仁”是“”，这个字的出现，让我们重新认识了“仁”的概念；古汉语“身”指我、自己；心中想着自己；克己、修己、成己。修己也是仁。首先把自己修起来、成就自己实现自己。修己安人，修己安百姓。不能搞反了，修己是根本。“己欲立而立人”，“己欲达而达人”。仁在《论语》中出现多达105次之多，各种说法不一，好的解释应该是要把孔子解释都包含进去。仁是忠恕，仁是成就自己，仁是说话要慎。“知者自知，仁者自爱”。懂得自爱才是仁，仁是自爱，自爱又是双向的，包括爱己爱人，包含了“成己”、“爱人”两个方面。对自己有责任感，才能对他人有责任感，“仁者爱仁”，自己先挺起来，自我提升，仁是不断提升的过程。仁是更高的过程，是超越的概念。仁者自觉向上，仁者必有勇，勇不一定有仁，且勇有大勇和小勇，为天下作为是大勇。仁是实践方向的过程，是道德、生命、成己、爱人的整个过程，不断企及的目标。

二、孔子的“学”

孔子的学是成人之教，是完善人的品格，而不是今天为了考试而学的那个学。孔子的“学”是运用到自身实践中，不是读死书。孔子的“学”是“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，择其善者而从之，择其不善者而改之”；孔子的“学”是“见贤思齐焉，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”。孔子的为学理想是“学以成人”，是“立足于道，恪守于德，依重于仁”。为道可“朝闻道，夕可死矣”。“君子谋道不谋食”。孔子的道：“仁、礼”。“道”落实到行为中就是德。好学，则一切缺点有望改掉，一切不足有望弥补；而不学之人一定有更多的缺点无法改正。

三、“士”指什么？

孔子讲“士志于道”，就是讲“士”是基本价值观的维护者，是“社会的良心”；曾参讲的更明白：“士不可以不弘毅，任重而道远，仁以为己任，不亦重乎，死而后已，不亦远乎”。孟子明确肯定“士”应该“尚志”，而“尚志”就是“仁义而已矣”，这些即说明，在儒家心目中，“士”首先代表一种信仰，一种责任担当，他们关注于人间的政治秩序和普遍利益，具有近代“知识分子”的基本性格。“士”作为承担着文化使命的特殊阶层，自此开始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“知识分子”的功用。

四、“三十而立”立什么？

孔子讲“十五志于学”，这个“志”是指学习入门了，自觉了，有了学习动力和目标了。“三十而立”，很多人以为他这时就自立了，这就理解错了。这里是指学习有成，懂得怎么说话，懂得怎么做人，懂规矩了。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”，“不学礼，无以立”，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。

“四十不惑”，从孔子论述看，这个不惑，显然是指欲行道于天下而不得，身处穷困而不被世人理解。这里的“惑”与“不惑”，主要是人生论的而不是知识论的，孔子认为自己不再困惑,表明他可能已认识到，道的“行”与“不行”以及个人的遭遇如何，均不是个人所能控制的。对于个人来说只要完善德行，做个有德的君子便可以扪心无愧。

“五十知天命”，作为孔子人生修养的一个重要阶段，实际讨论的是如何面对命运的问题。明白什么是自己能做到的，什么是自己不能控制的，以消解因穷困祸福而带来的种种困惑。所以，孔子在人生面临挫折和危机时，常常喜欢谈天、说命，以获得心理舒泰与安定，并根据时运变化对行为作出调整，得势时则积极进取，不得势时则独善其身。

“六十耳顺”，从“四十不惑”到“知天命”，知道什么是自已所不能控制的，什么是属于自己范围的，到六十岁时可做到“耳顺”。听到世间穷达祸福、沉浮变化之事可以从容待之，不会触逆于心,不会被烦扰。这里的“耳顺”与“不惑”一样，均是就人生而言，是对人生命运的一种境界和态度，理解别人，坚持自己。知道别人为什么说,知道自己为什么做。“从心所欲不逾矩”，这是建立在“知天命”之上，是包含了自己所能控制和不能控制的范围，是由道德实践所达到的一种自由境界。

五、《大学》学什么？

《大学》严格讲是《礼记》中的一篇文章，不是书。《大学》是培养有德有位的学问，是培养国家人才的学问，主要内容：“三纲八条目”；三纲领”指：明明德、亲民、止于至善；“八条目”指：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。修身为根本。我们目前所有的关于“慎独”的解释都是有违古人之原意的。依据郭店竹简文献“慎独”之意是“能为一”。内心保持专注，这就是“慎独”，“独”就是真实的自我。“齐家在修身”，这里的家不是现代意义的家庭，而是大夫的食邑封地，齐家的关键在于公正，避免个人好恶之心，客观公正地对待每个人的优点、缺点、长处、短处。“治国在齐家”，“平天下在治国”。“德”就是公平公正，公平公正的制度下，百姓才能幸福，国家才能发展，国家的核心价值观是：“不以利为利，以义为利也”。

六、“性本善”说什么？

“人之初、性本善”，三字经这句话，人人皆知，就是因为这句话，大家都理解为人性是善的，这个理解就偏了。如果读过孟子的书就知道他并不是说人是善的还是恶的，而是讨论人性，指出人生一个方向，确立人生意义。“口之味，目之色，鼻之臭”是性，这是常人之性。君子不把这看作性，君子的性是“恻隐、羞恶、辞让、是非、仁义礼智”为之性，为之善。“恻隐之心”是善的开端，“端”也，根苗的意思，至于这苗怎么长，后天怎么发展，那就是各人的造化了。孟子讲人皆有善性后，进一步说明为什么要把善性看作是真正的性，他认为这是人和动物的区别。“人禽之辨”，“无教，则近于禽”。孟子以善为性，虽是一种价值选择，价值判断，但并非没有实际依据，并非没有充分理由与根据。孟子以善为性，也并非是出于自我论证的需要，而是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。因为孟子“道性善”，本身就不在于性的客观描述与分析，而在于理性看作人之为人所在，通过对性的反省，自觉，确立人生信念，安顿精神生命，实现终极关怀。孟子肯定人格平等，是建立在“性善”论的信仰之上，“性善论”不仅保证了人性平等，同时还使我们获得人生之乐，这是孟子向我们揭示的人性中最神奇、最奥妙之处。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，当我们积极行善的时候，总能感到一种“乐”，这种“乐”油然而生，情不自禁。“不知足之蹈之，手之舞之”，这最能说明“善”才是我们真正的性。虽然成为君子善人还需经过后天的努力，但成为君子善人是符合我们本性的，是我们扩充、实现善性的结果。相反为恶则会戕害人性，使人感到不自然、不快乐，成为小人、恶人。

综上所述，概括讲：（一），人有善性；（二），人应当为善性为性；（三），人的价值意义在于扩充善性为性，只有扩充，实现自己的善性，才能获得人的价值与尊严。自唐宋以来，不断有学者称赞孟子“道性善”，“功不在禹下”，认为“求观圣人之道，必自孟子始”。

七、什么是“中庸”？

自从文革批林批孔以来，说起“中庸”，在人们印象里就是个贬义词，就会想到“和稀泥”，“和事老”，“老好人”等词。那么儒家的“中庸”究竟讲什么呢？“中庸”是儒学的主要内容之一。“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，发而皆中节，谓之和”；“中也者，天下之大本也”；“和也者，天下之达道也”；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。中庸：“中和庸，不偏之谓中，不易之谓庸”。中庸：“无过不及”。聪明的人做过头了，愚者差了点。既不过头也无不及，谓之中。中庸：“执两用中”。“政治家的任务，是在两端调节均衡，不以一端去消灭或取代另一端；这就是中道，这就是”中“的精神。

所以中国正统的政治思想，总不外一个个“均”字，“平”字，平与均都是从中而来的。中庸：“推己及人”，“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”。中庸之道的精髓在于没有任何一种品格是绝对的。一个人清高就要宽容，否则就成为孤傲；一个人仁慈就要果断，否则仁慈就成软弱；一个人强大就要敬畏，否则强大易生暴力；一个人富有，就要节俭，否则富有就成奢靡；一个人博学，说话就要浅显，否则博学就成为刁钻；一个人尊贵，就要谦卑，否则尊贵就显傲慢。日常生活中应防止绝对思维方法，摈弃“非左即右，非黑即白，非对即错”的简单判断式的工作方法。

八、关于“恕”

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有没有一个字可以一辈子照它去做？孔子答：那就是“恕”吧！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孔子博大精深的思想基础是“忠”、“恕”，但到了他思想的最高层，就只有一个闪闪发光的大字：“恕”。宽恕、宽容。

“恕”是孔子思想里最具现代价值的思想，也是我们中国封建专制文化里最稀缺的元素，是最值得我们去挖掘、去发扬光大的思想。

孔子讲仁、义、诚、信、君子；讲圣人、讲志士、讲仁人，而他思想最高元素最核心的一个字,就是“恕”。孔子讲的“恕”是多层次的，既包括了政治上的恕，也包括个人修养上的恕。这个社会太需要宽恕了，一个宽恕的政治是好的政治；一个善于宽待他人的人，也就是个好人。在人类社会里，每个人每时每刻都离不开别人，人只有对别人宽容，才能保持良好的心态和良好的生态；一个苛刻的人，首先自己心态就坏了，一群心态很坏的人，组成的生态也必然很坏！

九、几个争议之论的思考。

1、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。在郭店竹简文献是：“民可始道之，而不可使智之；民可道也，而不可强也”。古语“智”和“折”通用，不可“折”之，制服的意思，这个意思很明白，即：“民可使导之，而不使折之；民可导也，不可强也”。

2、“言必行、行必果，硁硁然小人哉”。这里的小人指不明大道平庸男女的意思。首先孔子反对的是这两个“必”字，“必”就是绝对化。凡事一旦绝对化，就会发生偏差，说过的话，要守信，要兑现，当然是对的；但是，假如说错了呢？也要守信吗？做事要有结果当然也对；但是假如后来发现做错了呢？也要硬着头皮做下去吗？怎么办？改！

所以，“言必行，行必果”会和另一个重要原则冲突，那就是“知错就改”。因而孟子曰：“大人者，言不必信，行不必果，惟义所在”！你说话办事符合道义就可以了！

3、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，这里的君子指地位高的人，是讲对君子要用义来说服他，对小人要用利来引导他鼓励他，上层人要承担道义，下层人要关注权利。

十、儒学是为统治者说话的学说吗？

有许多学者讲，孔子的学说是被统治者利用的，他的言论是替统治者说话。此言差矣！孔子学说，首先是他的学生传播的，其次是大众百姓认可而广泛传播的。不能因为统治者拿来用和有些被曲解的论述就得出了这个结论。当然从历史看，当权者对儒学的传播也起了作用。那也要看实际情况和客观效果来判断。只要全面认真阅读儒家著作就不难发现，儒家学说从来都是对当政者保持相当的警惕，对当权者提出相当高的要求。如孔子的“苛政猛于虎”；孟子的“民为贵，社稷次之，君为轻”。在郭店出土的竹简里有《鲁穆公问子思》文献，鲁穆公问子思：什么是忠臣啊？子思答：“总是能指出君王缺点的人是忠臣”。穆公很不高兴的拱手送客。

儒家要求，君主要有君主的样，才能要求臣子有臣子的样。儒学的伟大在于他从不强调弱者的道德，而是强调强者的道德。执政者先做到才能要求人民群众做到；在上面的人做到了，才能要求下面的人做到。君子的道德像风，民众的道德像草，风往哪个方向吹，草就往哪个方向倒，草往哪个方向倒，责任不在草，而在风。一个国家，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怎样，道德水平如何，道德风气如何，责任不在群众，在于统治阶级，这些都是儒学对统治阶层提出的要求，也是儒学的基本内容。

十一、儒学如今还有用吗？

答案是肯定的。有人提出，中国要强盛，只有彻底抛弃儒学。对此，我们不敢苟同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在中国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了。儒学已深扎根于中华民族大众之心。孔子之前的文化有赖于他而传承，孔子之后的文明有赖于他而光大。中华民族的民族道德、民族精神、民族性格、民族气质，就是孔子塑造出来的。以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，保证了一个民族两千多年里创造出的辉煌灿烂的历史。

毫无疑问，孔子以后的中国，是孔子化的中国，今后的中国，儒学必然会发挥更大的引领作用，很难设想一个没有儒学文化的中国会是什么样子。去孔子化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。如果讲普世价值观，孔子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就是当今世界自由、民主、平等、博爱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，各种矛盾不可调和的世界，正需要儒学来把世界领向大同。正如美国学者赫伯特·芬格莱特讲的：“孔子告诉我们的，不是在别处正在被言说着的东西，而是正需要被言说的东西”。他的谆谆教诲会令我们耳目一新。当今世界，无论中外，都需要孔子，都需要儒学。

永远的孔子！

永远的儒学！